題目：論蘇軾之詩中有詞，詞中有詩
B991010001 陳冠妤
一、參考書目
1.張尊五《東坡文學》（《國專月刊》１９３７年５月）詳細評述了蘇軾詩詞的風格特色、淵源、流派及影響
2.《東坡行實錄》（《國專月刊》１９３７年４、５月）記述了蘇軾的生平事跡，材料詳實，體現了重材料、述評相結合的特色。
3.趙宗湘《蘇詩臆說》（《國專月刊》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分析了蘇軾的風格是「豪放奔肆，婉約清麗兼而有之」，認為「東坡受李杜之影響較深，韓劉之關係為淺，此外陶淵明韋蘇州王右丞諸家，予東坡之助力亦大」。
4.嚴恩紋《東坡詩淵源之商榷》（《文史雜誌》１９４５年第１期）認為蘇詩淵源於韓愈、劉禹錫、李白、白居易、杜牧。
5.張尊五《東坡文學》認為蘇詩的來歷以陶李及佛經（華嚴維摩圓覺之經）為最顯著，並將蘇軾與李白作比較。
6.梅誠《蘇東坡詞的研究》（《中日文化》１９４１年５月）認為論文學成就蘇詞的地位在詩文之上，不受「詞為艷科」的約束。
7.張尊五《東坡文學》認為蘇詞變婉約為正宗詞風，開闢了詞的新氣象，並比較了柳永與蘇軾詞的風格特色，認為蘇詞為北派之祖。
8.夏承燾《東坡樂府箋序》（《詞學季刊》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認為「其詞橫放桀出，盡覆花間舊規，以極情文之變，則洵前人所未有，擷其粗跡，凡有數創」：「一、杜韓以言論為詩，蘇軾推波以及詞」；「二、好摭經典入詞」；「三、化用前人詩文入詞」；「四、詞前詳序」。
9.陳起昌在《唐宋八大家文章論序》（《國專月刊》１９３５年７月）中論述三蘇之文時說：「三蘇長策士之文，而東坡兼於莊子。夫策士之文，遊說之柄，務在快利以干時君，故三蘇之文，盡奔騰縱放之能，而沉著渾厚，幾乎或盡。然而筆力盤空，縱橫暢達，則亦文章一體，不可廢也。」
10.馬茂元《評〈蘇軾詞選〉》（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２８７期）認為，評價歷史人物，首先要從政治著眼，「蘇軾反對變法主要是一個認識不足的問題」。他之所以向『新法』揮拳，則仍然是從同情人民出發」，並指出「作為一個文學家蘇軾來說，我們不能孤立地、抽像地談他的藝術成就，而是應該把他放在文學發展歷史特定的條件來考察其有無進步的作用」，「蘇軾的人生態度除了虛無色彩而外，還有積極樂觀的一面，不容忽視」。
11.復旦大學中文系１９５５級中國文學批評史宋元小組《關於蘇軾的文學理論批評》認為：「他（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的文壇領袖，他的詩、詞、散文的創作都達到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最高的成就。但他的世界觀中存在較複雜的矛盾。在政治上，他一定程度同情人民痛苦，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但又反對王安石比較激進的新法。他的基本思想屬於儒家，又出入佛老。他有儒家關心現實、積極入世的一面，但也有中庸調和的保守觀點。他借助於佛老思想使自己觀察問題比較開朗通達，卻又帶有嚴重的消極虛無主義傾向」，「這些觀點在他思想中相互衝突著，又相互滲透、制約、影響著」。
12.馬赫《略論蘇軾的詩》（《文學遺產》１９５７年增刊５輯）認為，蘇軾從小受到了正統儒家思想影響，「使他產生了對於封建秩序和儒家教條所裝潢起來的封建歷史的無限崇拜和信託」，而「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難，又通過蘇軾的政治活動和曲折多難的生活滲入到蘇軾的思想中，使他對於自己所處的現實產生了一種以復古為原則的幻想式的改革要求和對於黑暗的憎惡」。
13.《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紅旗》１９７４年第四期）
14.《揭露蘇軾尊儒反法的兩面派嘴臉》（《南京大學學報》１９７４年第四期）
15.《北宋尊儒反法的反動政客》（《湖北文藝》１９７５年第二期）
16.《「三絕碑」—蘇軾之流尊儒反法的一個見證》（《湖南日報》１９７４年９月６日）
17.王水照《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文學評論》１９７８年第３期）第一個在「文革」以後為蘇軾「正名」
18.馬積高《評論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文學成就》（《湖南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３期）
19. 柳明熙:〈蘇東坡詞所表現的心路歷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8
20.王恆展《論宋代豪放詞的感傷情調》（《山東師大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５期）提出「蘇詞在豪放曠達格調背後，瀰散著一片沉鬱濃重的感傷情緒」，「反映了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痛苦。」
二、選篇
1. 張尊五《東坡文學》（《國專月刊》１９３７年５月）詳細評述了蘇軾詩詞的風格特色、淵源、流派及影響
2. 《東坡行實錄》（《國專月刊》１９３７年４、５月）記述了蘇軾的生平事跡，材料詳實，體現了重材料、述評相結合的特色。
3. 趙宗湘《蘇詩臆說》（《國專月刊》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分析了蘇軾的風格是「豪放奔肆，婉約清麗兼而有之」，認為「東坡受李杜之影響較深，韓劉之關係為淺，此外陶淵明韋蘇州王右丞諸家，予東坡之助力亦大」。
4. 嚴恩紋《東坡詩淵源之商榷》（《文史雜誌》１９４５年第１期）認為蘇詩淵源於韓愈、劉禹錫、李白、白居易、杜牧。
5. 夏承燾《東坡樂府箋序》（《詞學季刊》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認為「其詞橫放桀出，盡覆花間舊規，以極情文之變，則洵前人所未有，擷其粗跡，凡有數創」：「一、杜韓以言論為詩，蘇軾推波以及詞」；「二、好摭經典入詞」；「三、化用前人詩文入詞」；「四、詞前詳序」。
6. 馬茂元《評〈蘇軾詞選〉》（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２８７期）認為，評價歷史人物，首先要從政治著眼，「蘇軾反對變法主要是一個認識不足的問題」。他之所以向『新法』揮拳，則仍然是從同情人民出發」，並指出「作為一個文學家蘇軾來說，我們不能孤立地、抽像地談他的藝術成就，而是應該把他放在文學發展歷史特定的條件來考察其有無進步的作用」，「蘇軾的人生態度除了虛無色彩而外，還有積極樂觀的一面，不容忽視」。
7. 復旦大學中文系１９５５級中國文學批評史宋元小組《關於蘇軾的文學理論批評》認為：「他（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的文壇領袖，他的詩、詞、散文的創作都達到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最高的成就。但他的世界觀中存在較複雜的矛盾。在政治上，他一定程度同情人民痛苦，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但又反對王安石比較激進的新法。他的基本思想屬於儒家，又出入佛老。他有儒家關心現實、積極入世的一面，但也有中庸調和的保守觀點。他借助於佛老思想使自己觀察問題比較開朗通達，卻又帶有嚴重的消極虛無主義傾向」，「這些觀點在他思想中相互衝突著，又相互滲透、制約、影響著」。
8. 馬赫《略論蘇軾的詩》（《文學遺產》１９５７年增刊５輯）認為，蘇軾從小受到了正統儒家思想影響，「使他產生了對於封建秩序和儒家教條所裝潢起來的封建歷史的無限崇拜和信託」，而「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難，又通過蘇軾的政治活動和曲折多難的生活滲入到蘇軾的思想中，使他對於自己所處的現實產生了一種以復古為原則的幻想式的改革要求和對於黑暗的憎惡」。
9. 柳明熙:〈蘇東坡詞所表現的心路歷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8
10. 王恆展《論宋代豪放詞的感傷情調》（《山東師大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５期）提出「蘇詞在豪放曠達格調背後，瀰散著一片沉鬱濃重的感傷情緒」，「反映了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痛苦。」
（三）對蘇軾詩詞的研究及述評
蘇詩一直是宋詩研究的熱點，八十年代以來研究者對蘇軾詩歌創作道路的宏觀認識，對各個不同階段的詩歌特色的評析都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綜觀近年來蘇詩的研究，其特色主要表現在對蘇詩風格和意境的多方面的闡釋。如朱靖華《論蘇軾詩風主流的「高風絕塵」》（《文學遺產》１９９３年第５期）認為「高風絕塵」是蘇軾藝術詩風創作的最高審美標準。侯孝瓊《盛衰閱過君應笑——試論蘇軾詩的「幽默」》（《中國韻文學刊》１９９４年第１期）認為蘇軾的幽默感泛溢到他的詩中，形成了一種特定的鮮明的審美趣味——諧趣。蘭翠《論蘇軾詩歌的理趣》（《煙台大學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２期）從寫景詠物詩、生活抒情詩、論詩書畫詩三方面分析了蘇詩的理趣特點。楊勝寬《蘇軾論詩重清境》（《四川教院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１期）認為「清」的境界不僅是蘇詩藝術的最高境界，同時也是高尚的人格境界。另一方面是對蘇軾詩論的研究。王文龍《說東坡論杜》（《杜甫研究學刊》１９９４年第２期）從蘇軾論杜的角度體現了蘇軾的詩論。徐季子《蘇軾的詩論》（《文藝理論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從「詩以奇趣為宗」、「寄至味於淡泊」、「詩畫本一家，天工與清新」、「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詩皆有為而作」等方面歸納了蘇軾的詩論。還有一些研究者通過蘇軾與黃庭堅比較，把握蘇詩的特點。如韓經太《蘇、黃詩比較論》（《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９３年第５期）從源流、景象、心境等三方面比較了蘇、黃詩的不同，認為「蘇軾是第一個把儒家文化思想中的『辭達』觀念與六朝以來『窺情風景之上』的體物傳統有機統一起來的人物」，「蘇詩景象，成主觀意念之投射，思理之深遠與感物之真實，是自然契合的」，蘇詩善在尋常細節處生發妙趣，而「這種細節真實的分析，往往體現出一種猶如繪畫般的空間質感」，其「詩歌抒情主體形象具體展開為形跡孟浪而精神蕭散」，「吟詠心境，是狂逸中透出清空」。
蘇軾詞的「豪放」及「以詩為詞」問題，前些年曾有熱烈的爭論，近幾年有關這兩個問題的認識更深入了。對於前者許多研究者認為不能再簡單地用「豪放」來概括蘇詞的特色。如王恆展《論宋代豪放詞的感傷情調》（《山東師大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５期）提出「蘇詞在豪放曠達格調背後，瀰散著一片沉鬱濃重的感傷情緒」，「反映了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痛苦。」李萊、郭發雲《蘇軾與辛棄疾田園詞創作風格異同簡析》（《青海民族學院學報》１９９１年第４期）通過比較認為東坡和稼軒詞的創作，雖沿著同一趨勢發展，在其詞風上具有共同性和連續性，由於兩人所處的時代、際遇、經歷和個性的不盡相同，而又形成各自的特點，總的說來，蘇詞感情爽朗曠達、縱放不羈，而辛詞則豪壯熾烈、沉鬱悲憤。傅承洲《文學流派與蘇辛詞派》（《寶雞師院學報》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對「蘇辛詞派」提出了質疑，認為「東坡詞多放曠，稼軒詞多豪邁」，二者絕不相同，難以同派，就時代而言，二人時代不同，更不能同派。在宋代詞壇，北宋根本不存在豪放詞派，南宋則形成了以辛棄疾為首的稼軒詞派。另一些研究者則認為蘇詞與婉約詞有相通之處。如王利華《蘇軾對婉約詞的雅正》（《內蒙古師大學報》１９９２年第４期）認為蘇軾使婉約詞從抒情風格到詞品都得到更新，他去掉了柳詞的俗艷輕浮，卻吸收了它寫景和意境烘托的闊大；改變了雅詞柔弱的風格，卻學習了它抒情的含蓄和語言的優雅。蘇軾把他的修養、胸襟、操守融入婉約詞的創作，為婉約詞的極盛，特別是辛詞的兼容並蓄，起了很大的作用。何文楨《蘇軾婉約詞的創作特色》（《南開大學學報》１９９５年第６期）指出：「在現存蘇軾三百四十多首詞中，其豪放詞竟不足他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而較多的卻是明麗、婉媚的婉約詞」，並認為「蘇軾婉約詞獨特風格的形成，首先在於他對詞這一文體藝術傳統的繼承和革新」。顧三京《論蘇軾悼亡詞兼論古代悼亡詞的創作》（《河北師大學報》１９９２年第４期）認為「詞以悼亡，始自蘇軾」，表現了深沉婉約的審美意韻。張寅彭《市俗情慾的歡愉與道統信仰的危機——柳詞「婉約」、蘇詞「豪放」說駁正》（《上海教育學院學報》１９９２年第２期）認為柳詞歡唱男女情愛，用的是一瀉無遺的直敘筆法；蘇詞詠歎人生的虛幻失意，往往喜歡「猶抱琵琶半遮面」，前者是「任情」，後者是「斂情」，否定了傳統術語的適用性。王水照先生《蘇軾論稿》中指出「豪放」、「婉約」兩分法的本質是詞體的正變問題，應從「正變」、「詞派」、「風格」三方面辨析其內涵，作者通過蘇軾豪放詞闡明詞、樂的分合，通過蘇、秦詞對比闡明詞與詩的分合，總結出宋詞的「雅化」走向，成為宋詞發展歷史的宏觀表述。
對於後者即「以詩為詞」問題，朱大成《蘇軾與南京「婉約」派詞》（《瀋陽師院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２期）認為「蘇軾在詞史上是一位從根本上扭轉詞的發展方向的人物」，「蘇軾從理論上肯定詞曲『蓋詩之裔』，以此提高詞曲的地位，在創作上將詩意、詩法、詩句等帶進詞裡，以使詞曲歸於『雅正』，在評論上以評詩的標準去評論詞，以提高詞品，總之其目的是以詩的傳統去改造鄙俚淺俗的詞」。劉石《蘇軾「以詩為詞」的內因說——兼論蘇辛之別的一個問題》（《文史哲》１９９２年第６期）認為「詞具有一種傳達其它文體所不易傳達的幽微窈眇，忱摯深婉的情感之功能」，「蘇軾豁達明朗、瀟灑超曠的性格氣質剛好與詞的特質相悖，這也就是其『以詩為詞』改變傳統詞風的內部原因。」並在《蘇軾詞新論》（《文獻》１９９３年第１期）提出「以詩為詞」說的實質「是指拿適用於創作自由較多的同時就是藝術要求較低的文體的創作手法來創作自由較少的同時也是藝術要求較高的文體」，「『以詩為詞』雖可以提高詞的社會功能，難免在相當程度上損害詞體特性，使詞失掉一些詞體特有的韻味。」崔海正《東坡詞研究》一書（山東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認為「這一說法的實質是立足於詩的立場來看詞體，而不是立足於詞本身來觀察它的發展，這不免使詞喪失了它的本體意義」
近一個世紀以來，蘇軾研究的有關專著和論文碩果纍纍，尤其自８０年代以來，學者們加強了蘇軾研究的現代意識，努力尋找蘇軾和當今社會的內在聯結點，同時又力求貼近宋代的整個歷史文化環境，努力還蘇軾的本來面目，對蘇軾的研究更為深入細緻，但還有某些薄弱環節，比如從北宋迄今一千年的蘇軾研究學術史；關於蘇軾散文的研究等都亟待開拓和引起重視。